据2014年5月20日财新网报道，今年北京通州区幼升小“五证”细则对于家长缴纳社保的地点有明确要求，必须“在我区”。通州区大部分非京籍家长在其他区工作缴纳社保，5月31日幼升小登记截止日期临近，他们的孩子幼升小求学无门。
     这篇报道反映的是北京尤其突出的“上学难”问题。很多人认为，“上学难”的根源是太多人涌入北京导致教育资源不足。也正是在这种理由下，北京收紧了非京籍学生入学和升学的条件，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弹。那么所谓的“上学难”果真是孩子太多造成的吗？
实际上，以孩子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来看，北京处于世界最低之列。如果生育率处于可持续的更替水平，人口结构稳定，以北京2012年的2069万的常住人口来和80岁的人均预期寿命来计算，每个年龄层的人口数量应该在26（即2069/80）万左右。再考虑到处于育龄期的年轻人口比例较高，北京每年正常入学人数应该约30万人，小学在校人数应该约180万。但实际上，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包括含京籍和非京籍），2012年北京小学入学人数只有14.2万，不到维持人口更替正常数的一半，而小学在校人数只有72万，只有正常水平的40%。
北京的孩子如此之少，但上学为何还这么难？根源就是对教育资源的投入严重不足。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历史数据，过去20年来，不管入学人数如何变化，北京都一直在缩减小学和初中的学校数量和专任教师数量。从有数据的1995年到2012年，北京的小学数量从2867所下降到1081所，缩减62%；专任小学教师数量从0.62万下降到0.47万，缩减24%。从有数据的2003到2012年，北京的初中数量从434所下降到341所，缩减21%；专任初中教师从3.4万下降到2.0万，缩减41%。
北京的常住人口在1995、2003、2012年分别为1251、1456万，2069万；从1995到2012年增长65%，从2003到2012年增长42%。一方面，北京的人口大幅增长，经济飞速发展，财力急剧扩张，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地缩减教育资源。这怎么可能不造成“上学难”的困境？可以说，北京的规划和教育部门对学龄人数的变化缺乏基本的前瞻性，他们以背离现实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来规划教育资源的配置，造成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人为制造“入学难”，并以此为理由收紧入学条件来拒绝履行给学龄人口提供最基本的义务教育的责任。
以小升初为例，在2014年，北京全市含外地户籍的六年级小学生数仅有11.3万人，甚至少于2007年北京市参加高考的12.5万人。这个数字本来根本不应当对教育资源形成任何压力，可北京市却偏偏以教育资源不足为由，收紧非京籍学生的入学条件。
虽然“入学难”的根源在于规划和教育部门的失职，但这种人为制造的紧张却成为限制甚至剥夺孩子接受教育权利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尽管目前人为制造的教育资源短缺确实存在，那也根本没有到需要拒绝孩子入学的地步。比如，就算包括非京籍在内的所有11.3万名小学生在2014年全部进入初中，招收人数也不过是比2012年的10.8万高出5%。而最近一次初中招生人数上升是在2006年，当年招收11.2万，比上一年高出23%。如果说过去在一年之内增加23%可以应对，而现在两年内增加5%怎么会做不到？何况入学人数不过仅仅与7年前持平。
实际上，在很多孩子入学无门的情况下，北京市内却有部分学校因为生源不够无法招满学生。更为严重的是，严厉的入学条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耗费数十万元打通关节来确保孩子上学的传闻不时出现在社交群里。导致这种后果的政策行为与中央反腐倡廉的部署完全是背道而驰。
在收紧孩子入学条件的政策中，户籍成为首要的标识手段。目前外地户籍者在北京工作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46%，其中很多人长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给北京纳税并缴纳社保，他们的孩子也在北京出生，接受前期教育。这些人很多早已经与原籍已没多少联系，如今收紧非京籍学生升学的政策，只能是逼迫他们将孩子送回原籍上学，人为制造骨肉分离的伦理悲剧。
历史上因为同税不同权而产生的社会分裂和抗争不在少数，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就在于此。如果同税不同权反映在限制甚至剥夺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这种最基本的权利上，不仅会在家长的心里，也会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埋下对政府不信任甚至仇视的种子。这种怨恨与愤懑长期积累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凝聚力。在中国的政治中心有一半人沦落为法律意义上的“二等公民”，基本权利被践踏，这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北京目前收紧非京籍孩子入学条件的一个理由是贯彻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我们之前的系列文章中已经解释了，严控人口规模的政策伤害的不仅是来北京工作的外地人，也同样伤害北京自己的经济、财力、和未来的地位。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和发展最快之一的经济，而且权力集中。但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北京建成区的人口规模在全球排不进前10位，其建成区人口密度在世界224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集聚体中仅排在138位。相对于经济的优化发展，北京的人口规模是太小而非太大了。我们的分析也发现，所谓北京的人口规模超出了水、土地等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的说法虽然被广为宣传，但实际上根本站不住脚。北京面临的许多问题从根子上来说是在错误的人口控制观念下的规划失误和管理不当。
实际上，人们都是跟着工作机会走的，户籍限制并不能真正阻挡人口迁徙，但会让当地工作和居住的外地户籍者生活在无奈和怨气之中，就像目前许多非京籍家长所面临的那样。对更多人来说，户籍限制让很多人无法在职业、事业乃至家庭生活上做长远规划，甚至存在捞完钱就走的心态，这些现象显然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内需的提振。
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人们都可以自由迁徙，去哪里工作和生活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政府的职责应当是合理规划未来并据此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而不是使用各种强制手段来阻止人口的自然流动，更不是强迫父母与孩子分处两地。在面对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各种供求矛盾，甚至根本不存在矛盾时，竭尽全力去降低乃至消灭需求，是一种违反基本经济规律和道义原则，损人又害己的手段。我们相信，唯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顺应合经济规律，前瞻性地规划和配置公共资源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即便因为工作失误出现一些供需矛盾，那也应该以最起码的人道方式来处理。逼迫幼小的孩子远离父母去他们一无所知的原籍上学已经背离了最基本的执政伦理和道德良知。